主题：科研经费成了高校“唐僧肉”

 

文|风过耳

11月3日中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发中央第十巡视组向中科院反馈巡视结果，明确提到，“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方面违纪违法问题和国有权益损失问题比较突出，擅自改变科研用地用途搞经营性开发”。事实上，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存在违纪违法问题方面，作为我国最高学府之一的中科院并不“孤独”。

我国科研经费已经成为“唐僧肉”

年末将至，盘点2014年科技领域的top10新闻，屡次“上头条”的科研经费腐败显然无法被忽视。10月1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科技部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证实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年轻院士”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因涉嫌将承担的一个转基因项目的科研经费转移至自己担任法人的空壳公司“北京三元济普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已被依法批捕。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地址在居民楼，仅有一部电话的空壳公司，竟屡屡参与国家课题，进而获得国家经费，总金额可能高达2000万之多。

中国科研经费已经成“唐僧肉”，又肥又美，不吃白不吃。以那位把包养情妇说成是“捐精”的奇葩教授段振豪为例，2002年至2011年，其伙同他人使用虚假票据报销差旅费、复印装订费，骗取科研经费129.85万。“博爱”的教授不吃独食，2003年至2010年间，段教授所在学科组秘书车春兰使用虚假票据报销租车费、劳务费、差旅费，也骗了17.85万的科研经费。

再往前一点，2005年成为世界科研界笑柄的“汉芯”造假事件中，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买了个芯片刻字当成果，竟然成功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了高达上亿元的科研经费。

不费吹灰之力基本靠吹牛刻字就能手到擒来的科研经费，如果还不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唐僧肉”，那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才是。

创新不是没有效率缺乏监管的投入

科研决定社会发展的高度。在这样一种共识的推动下，从政府、国有企业到民营经济体，都通过不同形式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国际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投入为125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3112亿美元。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令人沮丧，那就是虽然跻身世界第二大科研投入国，但我国科研经费的管理非常粗放混乱，其产出成果也令人生疑。甚至还因此而上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的“头条”。

10月24日，该杂志题为ShowMetheMoney（我的钱在哪）的文章披露，2011年，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伍尔夫?莱昂哈得特（UlfLeonhardt），受邀成为华南师范大学光及电磁波研究中心（COER）特聘教授。伍尔夫只需每年在该中心工作3个月，就能拿到13万3333元的月薪。“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华南师大光电研究中心以伍尔夫的名义申请到了两个项目：一是“广东省领军人才”项目（100万的津贴和500万科研经费）。另一个就是“千人计划”。

蜜月期没有能够持续多久，很快哈尔夫就开始怀疑本应属于自己的钱被挪作他用了。为此，他雇佣了律师团队来调查。调查中确实发现COER私下利用经费购买设备等问题。香港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茨威格（DavidZweig）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北方的一所大学，每招募一位“千人学者”，平均能带来上千万元的科研经费。一些地方的人才引进计划则可以带来800万的经费。《科学》杂志的采访则进一步表明，在“千人计划”中，中国的科研机构从申请项目到经费管理都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那些“外来的和尚”们通常不清楚项目的基本要素，甚至不清楚有多少钱都是常态。

挪用本应用于A用途的科研经费购买与其不相干的设备还是小打小闹，更有甚者，有的项目领头人通过上市公司来“洗钱”，以上市公司那么大的账目流水，很容易以各种科研名目报销掉几百上千万的经费，甚至查出有企业将经费用在房地产上，简直把基层科研经费当个“筐”，啥都敢往里装。

科研不是生意，如此混乱的科研经费投入和管理，怎么可能不滋生腐败？砸钱如果可以砸出一个创新的未来，80年代末发明互联网的就应该是日本而不是美国。

发达国家对科研经费实施严格监管

现代学术体制下，单打独斗式的个人研究正日渐式微，科研正越来越成为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国家、机构或者大公司的资助。离不开实验室和实验数据的理工科是这样，文科类研究同样不例外。

著名学者任东来先生在其知名的《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一书后记中感叹，在现代学术体制，既无正式“立项”，又无任何机构直接“资助”的研究项目实在是微不足道。任先生过于谦虚，他投入两年精力写就的这本书是我国对美宪法史研究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无论如何谈不上“微不足道”。

然而，凭借一己之力，如此高强度“单打独斗”式的研究和写作，对身体的伤害也是巨大的。任东来先生50岁出头就因病去世，不能不说与此有巨大关系。

随着科学高速发展，以一己之力独挡科研大任取得突破性成果的英雄不能说没有，但早已不是常态。可以这么说，现代大学教授更像一个项目经理，负责筹款并搭建团队，并指导和推动学术研究。筹款能力高低，往往决定科研成绩取得的快慢和研究人员的生活品质。这一点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不能例外。因此，不只是中国的博士研究生习惯叫导师“老板”，美国也一样。在研究型大学里，学校通常只给教授发部分工资，其余部分需通过科研经费获得也是国际惯例，中国目前很多科研人员通过项目帮手底下的博士研究生“找钱”的作法，实际是从国外借鉴过来的。

然而，与我们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对科研经费实行非常严格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绝不是一发了之，更不可能“假发票共冒领齐飞，批准与申请者一人”。

宾州州立大学营养流行病室主任、华人学者高翔就曾详述其在美国申请国立卫生署（NIH）的R01经费（总额通常数百万美元）的经历，一般都要上百页的申请书中，只有12页为科研设计及课题之科学意义，而经费预算占的篇幅则将近90%。

一份清楚细致的预算，既可以反映申请者对申请课题的熟悉程度和掌控力，也便于审批者对项目金额多少是否合理进行审批。高翔教授第一次申请的是5年的项目，按照NIH的预算要求，他需要把未来5年内所有可能的支出，事无巨细地列上，并逐条解释。其中甚至包括要打几次电话，是国内电话还是国际长途，每次大概多少分钟等。

钱批了，也不就是万事大吉，因课题持续时间较长，事随时迁，无法每项支出都完全按照预算进行。但是，哪些调整是可以由课题负责人做主，哪些需要NIH的批准，皆有详细规定。课题负责人绝不可能把自己买电脑或者从家乐福搞来的虚假发票塞进一并报销。甚至连出行机票，也必须在学校指定航空公司订购，否则无法通过项目支付或报销。类似的做法不独美国，英国、以色列等都不例外。

百年老店同仁堂门前有一副对联——“炮制虽烦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话套用在科研经费管理上也是一样的，想要杜绝腐败，简单粗放“老好人”型的管理体制是不行的。

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必须改革

首先是在思路上，要改变那种只看母鸡不看蛋的立项评价模式。杨振宁教授的科研能力比一个初出茅庐的博士生强吗？只怕未必，经验可能是财富，更可能是思维局限，而年逾古稀所造成的精力上的差距，显然是无法克服的。尽快改革项目评审专家库，推动建立公开透明的项目形成机制，让专家来审科研计划，让审计专业人员来审预算部分，将科研经费的财权和审批权分开，并不精通相关专业领域的公务员必须“退位”变成服务者和监督者。

其次在监督上，要彻底改变“只管拨钱，而对效果不闻不问”的做法，就必须加大对相关领域的反腐与追责。否则“管钱”的人没有动力去整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力量，经费使用也不可能公开、透明、高效。“钱想给谁都行，谁给我公关我就给谁”的模式是如此地舒适，想要打破不通过严格的惩处和事后追责机制是不可能打破既得利益群体的自我复制和循环的。

最后，当然还是要逐步立法，把好的做法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只有让小到一张机票，大到项目审批流程都公开、透明，甚至数字化可上网查询，科研经费的乱象才可能最终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