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商关系史上最有名的个案莫过于胡雪岩。胡之崛起从担任王有龄、左宗棠等大吏的财政智囊开始。尤其是左宗棠，其在1860年代后的政绩生产及官场晋升，大多与胡雪岩这个财政经理有关。从浙江巡抚，到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军机大臣，胡不但帮其筹划军事后勤、向中外商人贷借款项、主持上海采办转运局，还协助左创建福建般政局、兰州织呢总局。左能以洋务重臣闻名于世，深得胡雪岩等商人辅佐之力。同时，胡雪岩从这种政商结合中也获得巨额利润，他不但开办阜康钱庄，经理官款;同时又运用所存钱款经营丝、茶出口，获利颇丰。
即使如李鸿章这样的最高层官员，其权势虽大，亦需要依靠实际政绩来做基础。无论是练军置械，还是救灾赈募，以及财税开源，都是其政绩来源。后两者，李则需要依靠一些信任的商人来实现，梁元生认为李对招揽商人入幕可能最热心。柯文曾专门讨论过唐廷枢、郑观应等人在李鸿章早期洋务事业中的角色与作用。盛宣怀的身份则要复杂得多。他最早进入李鸿章幕府，并非买办商人，但后来却成为最重要的清廷新兴工商事业主管官员，也普遍被认为是晚清“政商”典型之一。盛先后为李鸿章北洋系统主持轮船招商局、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又担任津沪电报总局总办;1892年在上海筹办华盛纺织总厂;1896年与严信厚等人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后又接办汉阳铁厂。盛在主持这些事务时，在各地都任用精干商人团队襄助事务，培养了不少次级“政商”。张謇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关系其实也与李、盛关系类似，只不过张的特点是拥有最高级别的正式科举功名，更擅长与地方绅学各界处理关系，盛则以熟悉外国情形且在管理技术上富有经验而着称。
在李鸿章这些商人亲信中，严信厚是比较低调的一位。严最早由胡雪岩介绍给李鸿章，成为李的经济幕府，为其在上海办理饷械转运事宜。严后被派到河南、天津等地负责盐务督销，又担任北方各省之筹赈委员。在此过程中，严开办源丰润票号，专司公私银钱存兑，全国均有分枝，营业规模巨大。他其他方面投资也甚广泛，既包括传统的银楼、绸缎等业，也包括各种新式机械工业。在1897年与盛宣怀合办中国通商银行，严信厚任总董。
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尽管光绪皇帝被软禁，六君子被杀头，但是变法过程中提出的经济新政却未一起被倾覆。相反，各地改革步伐仍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官吏与商人的互动更为频繁。如张之洞在担任湖广总督及两江总督期间，全力推动新式工商业之发展，时人称其“于商务壹意振兴，维持尤力”。他不但开设商务局沟通官商关系，鼓励商人集股兴办各种实业，对于商人权益，亦多加保护。张謇曾被张之洞任命筹建官商合办的大生纱厂，赋予该厂特殊优惠政策。曾有御史张仲炘参奏沪商叶澄衷、何瑞棠“运粮济寇”，北京曾有“密旨严拿惩办”。张之洞出面为其辩护，表示已派员详查密访，原案未得确证，表示朝廷不应“率兴大狱，株累商民”。
与商人关系深厚的不仅是那些被认为是“洋务派”主将的汉人官僚，也包括满人官吏。如端方在满官中便被认为是最趋新的一个洋务健将，他最早也算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维新人士，戊戌变法期间在北京主持创办农工商局，提出许多工商新政。变法失败，该局被撤消，但他对“工商兴国”仍极有兴趣。1905年底，端方和戴鸿慈奉旨访问日本与欧美十国，返国后即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大力推动改革。端方对举办工商业具有热情，一方面与其财政观点有关，同时也是试图创造其政治业绩，做出地方治理之模范。端方曾赞成上海商人开办上海日晖织呢厂，不但代向商部申请立案，并且奏报朝廷。1907年，他支持上海道瑞澄助曾铸、张謇等人控股的江西瓷业公司获得免除内地厘金待遇。其担任两江总督后，也先后举办金陵自来水公司、南洋印刷官厂、官办阜宁煤矿等企业，任用商人主管运营事务。
1900年前后，市场上一些名为“官商快览”的图书公开印行销售。这说明至少从社会大众的角度来看，商人已在与官吏并行称呼;另一方面也表示“官商”已存在一些共同的信息需求，或他们已构成一个共同的群体。“官商快览”的编者把各省通过捐纳渠道获得较高功名的人士辑成“候补同官录”，很受一些人士的欢迎。梁元生曾认为上海在1840年代就进入官商高度合作的时期，尤其在吴健彰与吴煦任上海道台时，商人政治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他所论述的太平天国时期上海的特殊情形可能未必能够适用整个晚清时期，尤其是后来的三四十年。所谓官商合作，从大体上来看，官员仍掌握着主动权，其对商人之运用，未必反映出商人在政界的地位有实质性的提升。陈锦江对官员与商人合作兴办企业的结局也不太乐观，尽管官员必须利用商人的管理与技术才能，商人资本的利用也是一大动因，但在企业权力与职责方面，仍不断发生冲突，最终这些企业很少善终，或最终由官方控制，并且成效有限。费维恺也认为晚清商人的活动总是被控制在由官员维持现状的利益范围之内，通商口岸商人的地位也从未得到过保证。
然而，虞洽卿的政商故事，似乎与上述这些商人案例大不相同。他既没有从属于某一朝廷重臣，成为幕府之宾;也未曾负责过大型官商合资企业。这一方面与他的年龄、时代等有关，也说明清末时势重心之变化。他这位十九世纪的“60后”，走了一条新的政商崛起之路，其依托的主要基础则是其个人拥有的身份资本：买办、同乡领袖、租界调人。
从洋行买办到宁波帮领袖
1843年上海开埠后，在多种因素刺激下，迅速成为中国东南最重要的码头。租界安全岛的形成，更使之成为江南财富的聚合地，投资客亦风涌而至。尤其是苏州、宁波等传统工商重镇的资本与人才亦随之流向上海。到1860年代之后，到上海去“淘生活”、“学手艺”，已经成为许多当地家庭安排子弟的一条重要出路。虞洽卿即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1881年，虞洽卿母命跟随族亲虞鹏九来到上海。根据虞的自述，他到上海后，本来要进钱庄当学徒，但由于位子被占，被安排进瑞康颜料店做学徒，由于能力出众不久就兼任跑街事项。在此期间，虞洽卿依靠自己的天份与勤奋，显示出不凡的商业经营头脑，不但掌握了商业营销的基本技术，亦获得颜料行小部分的股份。尽管虞在家乡没有上几年私塾，但他到上海后，却能努力自学，不但识字率大为提高，还通过夜校掌握基本的英语口语，这为他后来的发展带来很大帮助，尤其是他的买办生涯。
1891年，虞洽卿经族人礼和洋行买办虞芗山介绍，进入德商鲁麟洋行工作。开始时任跑街，旋即升买办。鲁麟洋行业务广泛，不仅进口颜料、西药、军装、军火等，还出口豆粮、桐油等，虞洽卿佣金收入甚厚，每年甚至可能拿到上万两佣金。到1893年，虞洽卿在上海大概已经进入上等商人行列。这年年底，我们可以发现他已经在向顺直水灾捐款，捐款人名为“鲁麟帐户虞洽卿”，数额为铜洋78元。鲁麟洋行在当时上海洋行中属于规模较大者，与中国政府有业务往来。如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与台湾巡抚唐景崧及上海道台刘麒祥的来往电文中数次提到鲁麟洋行的名字。作为该行华人经理，虞洽卿应会介入这些官家生意之中，并与各地官员建立起初步的人脉关系。
1901年，正值庚子事变之后，各国要求中国政府整顿各地官吏，肃清“仇外”势力，浙江布政使荣铨亦在“奉旨遣戌”之列。尽管如此，清廷内部，则希望能够想办法减轻其处罚。5月25日，李鸿章收到上海商人来电，为荣铨呼冤，表示其并无仇视外人言行，请李想办法寻一转圜之法。在电报上列名的包括汇丰银行买办席贵，德华银行买办许堃，鲁麟洋行买办虞和德，义记洋行买办郑守堂，禅臣洋行买办何材森等人。此一举动，究竟是奉李鸿章之命而行，还是与其他上海官吏有关，仍有待细考。但此事至少说明买办介入政治已经出现，虞洽卿亦已成为上海买办界的重要角色。虞在与官场建立关系之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表现较为活跃，如他不但连署通电，据说在1900年李鸿章准备北上议和之际，单独致电李鸿章，“促其力疾北上，以奠大局”。其传记作者认为这种举动体现了虞的理想不仅在于商业，其对国家事务颇为关心。其实，这背后也许有某种政治背景，或系李鸿章在自造舆论，但无疑可以看出虞洽卿与李鸿章已有某种联系。
郝延平把晚清中国的“买办”称之为“中外交流的桥梁”，此言甚确。不仅是经济贸易事务上的交流，在地方政治与社会事项上，当时上海的买办们也在发挥这种纽带作用。虞洽卿在这方面表现尤为显着，如他对中外合作举办的公益事项就特别留意赞助。1899年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贝倡议在新闸地方建立“同济医院”，虞洽卿与上海知县王欣甫、英界公廨谳员翁笠渔以及叶澄衷等人共同召集各业董事商议募捐事项。这些公益事项的发起，一定程度上让虞与中外官场关系更加融洽，有助于其社会声誉的提升。
尽管虞洽卿从买办起家，但在个人利益问题上，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较强的对外“维权”意识。1902年10月，虞曾经与上海其他开平股东联名发起申请将开平矿务局总公司由伦敦移至中国，以便利股东监督公司运作。除虞外，其他列名的股东包括施子英、朱葆三、唐杰臣、陈辉庭等人，皆属各帮著名买办商人。
19世纪末，宁波商人在各埠洋务及新式工商业界已确定其地位，其领袖人物中不乏跨越政商两界者。前文提到的严信厚便其中最有名者，严当时不仅是源通官银号东家，还负责顺直义赈公所，上海则是其重要筹赈基地之一。虞洽卿作为宁波籍买办界新秀，通过上海同乡引荐，得以认识严信厚，并对其主持的顺直义赈上海赈务事务颇有赞助。在1896年的一次募捐中，虞洽卿与当时上海著名的甬商叶澄衷一起各捐棉衣裤一千套。严信厚在报纸上发表致谢启事，表示要“照例奏请建坊”。慈善公益与官商关系一向有交集。慈善活动经常也是官商建立联系的“合法”途径。虞洽卿很早就清楚这其中的“建构社会资本”的效能。
一提到宁波商人，人们第一个反映便是“宁波帮”三字。不仅民间如此，学者们亦相同。而究竟这个词是指何种特定的群体，使用时并不一律。这个词最初应是指在某埠经营特定行业的宁波籍商人，即来自中国商业传统中的“帮口”。长野朗所谓“依着同乡人而组织底同业组合”，即指此意。不过，就宁波人自己的使用来看，到民国时期，他们更倾向于把这个词作为旅居某埠甬籍人士的总称，不仅指商人，也包括学生、教育界、军警、政府官员等等。然而，从商业角度来看，“宁波帮”一词可能只有在同乡同业组合的层面上才有实际意义，但从社会层面或政治层面来看，同籍人士纽带的强化，其内部不但能形成一种自治体，亦有助其在旅居地势力的加强。正如杨荫杭所称，“中国人重乡谊，严省界。以商业言，有广帮、徽帮、山西帮、宁波帮之别。……中国商人皆有会馆，所以联络乡谊，排难解纷，其制不尝不善。苟扩而充之，实地方自治之基础”。这种同乡自治的传统，也意味着存在一个层级体系的同乡领袖群体。群体以领袖为团结之中心，领袖也依靠群体造成个人势力，这种互动关系，便是虞洽卿在晚清上海渐渐成为显赫人物的一个重要背景。
虞洽卿参与同乡事务，一般都从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开始追溯。但实际上，如前文所述，至少在1893年后，他就已经与严筱舫、叶澄衷等宁波籍的巨商关系熟谂，这当然是与他担任鲁麟买办后地位日渐上升有关。也正因为此，在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爆发之后，虞就能迅速参与其中，扮演与法人交涉的角色。在上海租界形成及扩展过程中，坟墓与停柩的处理一直是个容易引起中外冲突的问题。1874年，法租界当局以筑路为由，要四明公所迁走同乡义冢，虽经各方调解，但法公董局态度强硬，最终爆发流血冲突，7名华人被枪杀，法人住宅亦被毁多所，此一事件成为两国外交悬案，交涉数年始得了结，是为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24年后，为迁移坟墓以及棺柩一事，法人与旅沪甬人之间再次爆发冲突，宁波人为保护公所义冢，发起大规模的罢市抗争，甚至有攻击外人情事出现，上海地方秩序也不稳。最终在虞洽卿等人全力调解下，中法双方达成四项协议：维持四明公所土地权，但不得掩埋新尸或停柩;原有旧坟亦应陆续迁出;在公所内可以开筑道路;确定法租界的扩张。虞在此役后也成为地方同乡“社会运动”的领导者。
当时，宁波旅沪人数甚众，四明公所也是上海规模最大之同乡团体。因有同乡做依恃，虞洽卿在上海社会的声望也日渐上升。四明事件过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虞洽卿已作为宁波商人的代表，担任商界民意代表。1899年9月28日，虞洽卿与叶澄衷、朱葆三、唐荣俊、陆颂和、宋仲遽、陶梅生等数十人拿着长联送到英美租界会审公廨，表示商人们的敬意。两个月后，原上海县令王欣甫卸任，虞又与朱葆三、叶松卿等人将公制匾额与万民伞一顶，德政牌四扇，敲锣打鼓送至县署。到1901年，外地的宁波籍官员亦将虞洽卿当作是募集赈灾款项主要协助者，相信他能够在上海募集为其募到足够的赈款。
1904年，周生有事件发生，虞洽卿已成为旅沪宁波人与外人交涉中的主角，这种地位也得到中外官场的认同。虞一方面与沈仲礼、周金箴、朱葆三、严信厚等人一同致电北京、南京各官府部门;另一方面，又与外国驻沪使领会谈，希望能够说服俄国方面接受甬人要求。在同乡与官府之间，虞洽卿经常扮演的是一种调人的角色，而不是单纯的同乡利益代表者。这种角色对于移民社群利益的保护有现实的意义。对中国官府来说，既能利用“民意”来与外人办理交涉，同时也节约了其管理层面的交易成本，避免事态过激化。即使是对上海租界当局，亦需要通过这种“居民意见领袖”，来处理许多棘手的排外性“群体性事件”。故“同乡领袖”的存在，也不妨可以理解为这种社会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制度性”产物。对于一个没有强大家族背景的商人来说，数十万宁波同乡便构成他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来源了。
不仅如此，由于上海宁波人势力在国内各埠最为强大，团体规模也最大，因此，上海的宁波同乡领袖，经常成为其他各埠宁波人求助对象，故其自然也成为全国的同乡领袖了。到1909年，我们就可以发现虞洽卿为同乡利益代言的活动，已经越出上海的范围。如就旅居浙江长兴的宁波人郑麒刚因涉嫌命案被长兴县令施以酷刑一事，虞分别致电浙江巡抚与湖州知府，请求彻查。正是因为虞的介入，引起地方官府重视，此案得以彻查。
虞的这种身份，后来也因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成立而更为加强。尽管四明公所在上海拥有悠久历史与极大的权威。但是，随着宁波旅沪人士日增，同乡事务也越来越繁杂，公所原有的体制与组织不及应对新的需求，加之公所事务经理上也出现权力竞争，或同乡资源的溢出创造了越来越多新的权力空间。因此，到1911年2月，宁波旅沪同乡会正式成立，首任会长由沈仲礼担任，虞洽卿、朱葆三为副会长。该会设立审查、评议、文牍、经济、会计、调查等科，开展日常会务。次年，虞洽卿复被推为正会长，这一职位此后便基本上由虞担任，期间只有很短时间因政府条例规定而被改选为副会长。虞一生在社会上之巨大威望，很大程度是源于这一身份。
上海租界的中外调人
就虞洽卿的经历来看，至少从1900年以后，他便已经开始在上海扮演租界华人领袖，尤其中外调人的角色。1900年，美商丰裕洋行控广大庄股东高彤宾定货不出，涉案商人又抗令不到租界公堂应讯，最终由虞洽卿出面调处，始得解决。
几乎所有关于虞洽卿的记述都会强调1905年“大闹公堂案”在其生平社会活动中所具里程碑性意义。有关此案的具体经过，前人讨论甚多，此处不再赘述。值得提及的是，从一开始，此案之交涉既与华洋官廷之角力有关，也与上海绅商界欲获得其在租界当局的话语权联系在一起。12月9日，上海商务总会在商议解决办法时，就提出“工部局且须有一华人为董事”这一条件准备与外人谈判，同时也提出巡捕房必须明定权限，不能逾越。无论是华董设立，还是关于警权限制，都是虞洽卿所极为关注且努力推动的事项。
在华董问题上，上海商务总会召集会董商议后，决定把这一诉求呈送给英租界当局，并开始派代表多次与英租界当局接触。英租界工部局并不打算此时容纳华人董事，但愿意先就组织华人咨询委员会与商会协商。商务总会即推派议董虞洽卿等7人组成咨询小组，筹建租界“华商公议会”。这一机构在次年2月成立，由各行帮会馆40人组成，又设立办事董事7名，虞洽卿则是其中核心人物。他先以最高票被推为总董，但以不能长期呆在上海为由，推荐吴少卿担任此职。工部局总董仆兰德认为如能将“中国商业会馆势力”酌加运用，“当有益社会，华洋俱利”。但不久之后新一届的工部局董事会拒绝承认华商公议会的参政权，此事遂搁浅，直到20余年后再度被提出。
1902年6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设立议董28人，但无虞洽卿之名。他仅被列于会员名单。1904年，会议公所改组成上海商务总会，次年底，虞开始担任该会议董，主要负责中外交涉事项。其在商会日渐活跃，声望为外界所瞩目。是年10月，商人董子珍因顺利火油公司亏本倒闭而产生债务纠纷，被其他股东指控，商会出面调停。尽管商会对此案已安排了调解人员，但可能虞氏态度过于引人关注，甚至让人怀疑其欲左右此案走向。因此，虞洽卿特在报上刊登声明，称自己只是参与会议讨论，“向颇公平，至此事之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一经商会再行集议自能昭然也”。此种公开声明，对其在商会中的角色有重要暗示。
1907年，刚满40岁的虞洽卿继续当选为商务总会议董，在选举中的得票数排在第五位，仅次于李云书、朱葆三、谢纶辉、周金箴等商界老宿。除商会外，虞洽卿也是洋货商业公所董事，他与朱葆三、以及总董贝润生三人当时似乎控制着该公所事务，公所建筑落成时他们还特请上海道到场观礼，以壮声威。资料显示，至少到1906年，虞也已经在担任官方主办的江南商务局董事。这些职务，显示官方也已经认可其商人领袖之地位。1907年1月江南赈捐彩票开彩，两江总督端方特派三位上海商董到场监视，虞洽卿便与前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曾铸以及施子英奉命到场。1908年公共租界决定禁烟，此事由工部局与上海商务总会共同负责，虞洽卿也被为中方董事主持其事，权力甚为重要，如抽签决定烟馆关停店家，反映烟商诉求，均由其代办。
上海从开埠后，由于处于华洋共治之下，租界与华界行政体系并不兼容，华人与西人之法律观念，或文化认同差异更大，因此，华洋之间为沟通方便，或谈判需要，便需要有缓冲性的中介人物发挥作用。1905年之后，由于虞洽卿所办公共事业多富有成效，其在华洋官民间便享有特别威望，因此，渐渐地他便俨然以华洋间第一调人角色出现在上海社会之上。如1909年2月，工部局因树立马路界石，与华界官府发生纠纷，上海道蔡乃煌与上海知县李超琼便挽请虞洽卿出面与工部局协调,以免上司究责。6月，信义银行倒闭，经上海道蔡乃煌与商会协商，未兑钞票由商会筹垫银三万两，定期兑付，由虞洽卿负责在场给发，以免出现动荡。次月，上海南北各鱼贩因法租界当局税收改收洋码一事罢市，仍由虞洽卿负责代表商会协调并善后。最后此案以虞氏调解得力，上海道委公谳委员聂榕卿与法国领事协力劝导，事情得以和平了结。鱼业商人及小贩上千人特制银牌一座以军乐伴送至海宁路虞洽卿公馆，表示感谢。10月，上海荣记报关行主候补道金琴孙被人杀害，公共租界廨员即致电当时正在南京的虞洽卿，请其即回沪主持善后事宜。1911年9月，华比票款案发生，江苏巡抚程德全致电上海道，要其转请虞洽卿迅速与比利时领事商议办理。经虞之交涉，比方同意苏省裕苏官银局分两次将11万两银票兑还。在交涉过程，外交部与苏省当局、上海道对虞洽卿依赖甚深。
其他跨区域之公益事项，如与各地协调禁止通商口岸人口拐卖等，从来往电文中可见外地官员对虞之重视。不仅官府，当时上海民间也知晓“虞洽卿很能办事”，遇事便可请他出面调解。因调解纠纷出名，当时上海一些行业为办事方便，亦邀请虞洽卿担任公会总董。如浙属金衢严绍处五府茶业公会，便以虞为总董。1911年4月，茶业商人认为各地厘卡苛勒过重，要求虞出面向官府请求维持营业。虞即以该会总董身份具呈浙江巡抚及咨议局，要求通令全省局卡遵章收捐以杜浮冒。这种挂名总董，也可算是其社会资本之额外增殖，虞也乐于扮演此种角色。
外人对虞洽卿出任调人曾表示感谢。1905年“大闹公堂案”之后，工部局总董恩纳生曾致函虞洽卿，对其在事件中大力维持租界秩序深表感谢，并代表工部局各外人董事赠给时表一只，“以志大德”。虞则覆函谦称只是“奉抚宪委办此案，因人成事，聊竭愚忱”。此种公文披露报端，显然有助于虞洽卿之身份提升。虞常在中外间调停事端，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一些诉讼案件的进程。如朱培初与日本三井洋行发生款项纠葛，因虞洽卿愿出为调停，日本驻沪领事就要求会审公廨将两造所呈契劵检交律师与虞氏一起具领销案，诉讼停止。中外人士似乎都接受虞洽卿这种人士的居间调处，甚至放弃诉之法律。
二品道台”的官场交游
晚清政治社会的一大景观，就是捐纳扩大化。为了能够便利官商交际，许多新兴商人都会给自己购买一个功名，或顶戴，以能够在身份礼仪上与地方官吏保持一致。1901年10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虞洽卿赴日本察阅陆军大操。或因为奉派赴日需要官衔，故虞费银万两捐得一江苏候补道。整个190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虞洽卿与许多封疆大吏有过联系，一些地方督抚与道台与虞更是觥筹交措，关系极为亲密。到辛亥前夕，虞洽卿在上海的风头显然已经盖过了绝大多数商人，甚至武昌事变后，绝望之中，清廷仍欲依靠虞氏来挽救上海已濒临溃败的市面，期待他能与上海各国银行磋商议解决办法。
学界通常认为虞洽卿在清末仅是一买办商人，但实际上至少在1903年就已经获得官方任命。1903年11月，两江总督魏光焘委任虞洽卿在上海坐探东三省事宜。1905年，虞更被江苏巡抚任命为江苏省委办铜圆局驻沪分销(又称“总办铜元驻沪分销局”)。虞担任此职前，因办顺直赈捐出力，是年3月经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奏保赏加二品衔，12日，虞由吏部带领引见光绪皇帝，并奉旨分发。次日此事已经登载于 《京报》，5月上海有报纸已在报道虞被分发的消息，估计是此时被江苏省巡抚委以铜圆局职务。虞之升任也引起外人关注, 北华捷报曾报道称：荷兰银行买办虞洽卿1905年1月得到总督(周馥)的召见，最近又刚由北洋大臣袁世凯荐引给皇上赏戴二品红顶。
铜元局驻沪分销，其工作范围当然首先是负责监督上海铜元市场，他曾建议崇明赈款发放改用铜圆，呈请省铜元局运来500箱。但实际上其工作也包括替省方采购军事器械等事。如1905年9月，他即到苏州向巡抚报告购办内河浅水兵轮并安设快炮一事。虞任此职至少到1909年，笔者从这年年底刊印的 《苏省缙绅客目》中，仍发现有他担任此职的记载。虞也像其他地方官员一样，到年节都要赴省向各衙门长官拜贺一番。可见当时虞已把自己当成是“官场中人”。1905年，据说虞也作为五大臣考察团随员到过日本考察，结识明治维新重要人物大隈重信、涩泽荣一等。如实有其事，或是经端方随带。
虞洽卿在晚清江南官场之兴起，首先是缘于其与地方当局来往密切。从袁树勋、瑞瀓，到蔡乃煌、刘襄孙，虞洽卿与几任上海道均有一定交往。
袁树勋1901年调任上海道，1906年2月离沪，在清末十年中算是任此职最久者。其在任期间，于商业、金融以及与租界外人交涉等事务上对虞洽卿多有倚重，虞也常“因公到道拜会”。早在周生有一案中袁就在与虞洽卿这一派宁波绅商合作抵制外人。“大闹公堂案”一案中，袁对虞的外交能力颇有赞词。不过，此案刺激外人过甚，袁也因此而不得不在外人压力离开沪道一任。
继袁任者为瑞澄。于私交方面，瑞与虞洽卿关系最洽。他们曾一起奉刘坤一所派到日本观操。1905年9月瑞澄由广饶九南道员补苏松太道一缺，其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在上海办理对外交涉。故对在中外间担任“调人”着称的虞洽卿极为器重。瑞澄到任估计是在1906年春。不久就与虞洽卿来往频繁，尤其在6-7月间因处理租界车夫罢业，以及工部局越界抽捐等事，两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商议处置办法，亦曾一起到苏州拜会时任江苏巡抚的陈夔龙。为从上海赴苏州，瑞澄甚至要请虞洽卿想办法借浅水小轮一艘。
虞也在华洋官方之间扮演桥梁角色。他曾在其私宅将工部局洋员总办与上海道瑞澄拉在一起餐叙，沟通意见。不过瑞澄在应付租界外人时，态度似较强硬，如外务部曾应外人要求要求上海道调查帮会头目范高头煽惑租界车夫停业肇衅一事。但瑞覆电称车夫停业与范高头无关，称主要是西商欲创办电车公司，并承包工部局各项车捐。瑞表示此事经过虞洽卿与工部局妥商，电车开行后各车夫营业照旧，亦不包办各车捐，故车夫自动复业。也许因为瑞澄之信任，虞似有包办中国官廷与上海租界当局交涉事务之迹象。如工部局在天通庵界外宝邑境内天保等里起抽捕捐，上海道照会禁止并向江督周馥请求处理办法，周即派委副将陈季同到上海查办。奇怪的是，上海道闻此便赶紧说此事已交由虞洽卿处理，要陈即返南京。经由虞洽卿之协助，朝廷对瑞澄在上海的政绩似印象甚佳，曾被“传旨嘉奖”。1907年9月奉上谕升任江西按察使。但瑞澄似乎不愿离沪太远，迟迟不赴赣任，1908年1月，瑞澄改任江苏布政使，苏松太道一职由蔡乃煌担任。
蔡乃煌，本亦为一候补道，富有文才，与张之洞、袁世凯都有渊源。来上海前在湖南办理对外交涉，被上司认为甚为得力。也许因为这方面的能力，蔡便被调到上海这个中外交涉的漩涡。从目前史料来看，蔡与虞似无亲近私交，但在沪埠商市方面，仍需借其力量。当时两江总督端方对虞洽卿器重有加，故在1909年2月特别委任虞洽卿“帮同沪道办理商务”，“每月支给薪水夫马规银二百两”，委任次日，虞即到道署与蔡会面。但是，此后虞好象在公事上仍对蔡无太大协力之处。不过虞履职后，倒是先帮自己向一家钱庄收回5000两期票银，并要蔡饬县提审钱庄经理到案，略有借公济私之嫌。1910年6月，在橡胶股票风潮中，蔡乃煌因元源等钱庄倒闭引发巨大金融风潮被弹劾，商务总会出面为之辩护，认为蔡在上年沪市危机之时能“力任维持”，借到外款二百余万，功劳不浅。尽管虞也有在呈文上署名，但似没有什么积极表现。相较之下，虞洽卿似乎对最后一任上海道刘襄孙尚有小助。刘在金融风暴之中来到上海，在最后阶段曾向捷成洋行借款，虞似将其私产作为抵押物协助办理此案。
如前所述，虞洽卿不仅与上海地方官员有密切互动，他与数任两江总督之间很早就建立了一定个人联系。这其中主要原因也许与他在上海的地位，尤其在中外交涉中的角色有关。曾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魏光焘、周馥都曾对虞都有所任用。1905年12月，为大闹公堂案善后事宜，两江总督周馥曾亲自抵沪处理。周一到上海，就接见虞洽卿，勉励其协力调处。虞则陪同工部局总董安德生等人会见周馥，扮演中外高层的“桥梁”角色。端方继任两江总督后，对虞更加重视，上文所提聘请虞担任商务局董事是一例，后文以虞为南洋劝业会会办亦为证明。虞也藉其关系发展个人事业，如他自己后来在回忆中称1908年办江湾跑马场，就曾得到端方之帮助。虞总理宁绍商轮公司之时，办事人也曾公开宣称“有端午帅极力提倡，将来厘捐一层必可通融”。至于苏州巡抚一层，以虞负责铜元局上海分销的就是陈夔龙。陈也曾在上海多次接见过虞洽卿。
值得注意的是，虞洽卿从一开始就注重发展与海军将领的关系。如早期他就与萨镇冰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他不但出席过萨的私宴，在后来举办华商体操会以及万国体育会等过程中，曾得到萨与其他海军大臣的表态支持。在发展其个人政界关系方面，华商体操会与后来虞洽卿参与办理的南洋劝业会则必须专门加以论述。
(本文选自冯筱才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一书，汉唐阳光授权转载，该书即将由汉唐阳光出版)